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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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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能力使我们人类能够超越其他物种而成为万物之灵？
是什么样的差异让一些人收获成功，一些人品尝痛苦？
除了不断地积累知识以外，我们有没有成功的捷径？
100年前，Alfred Binet 发明智商（IQ）测试以后，人们以为找到了衡量人自身能力的客观标准。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身边的成功者并不都是“班里学习最好的人”，于是对IQ局限性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智力因素IQ已被广泛地接受。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寻找其它衡量人类认知能力的标准。
10年前，哈佛心理学家Daniel Goleman写了一本叫情感智能（《情绪智力》）的书，这是除IQ以外衡量人类智能的第一次尝试。现在，EQ（情商）在整个世界也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心理学术语。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知识更新日新月异、飞速成长。我们穷极一生的学习成果与人类的知识总量相比，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有如沧海一滴。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我们的脑袋装不下了，我们学习知识的速度有时候甚至不如知识更新的速度了。每当思考到这个问题，总有一个声音在质问我：“是掌握知识重要还是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更重要？”
知识爆炸的时代对我们的学习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幸运的是，现代科技在加速知识增长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强大的知识获取的工具。比如说，互联网已成为人类最大的知识库；比如说，搜索引擎已成为人类获取新知识最有效的手段。
于是我认为，人类有一种未被认识的能力叫搜商，是人们借助工具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即搜索智力。我想，搜商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人类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搜商作为搜索智力，人类古已有之。从问路、查地图、翻阅资料到使用搜索引擎都是人类搜商的体现。但到了信息爆炸的今天，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诞生，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在现代科技的放大作用下产生了显著的差异，所以搜商就应运而生了。
作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探索，本书多少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但我尝试用故事的方式通俗易懂地表达我对人类第三种能力的认识，希望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对每一个读者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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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脑袋不够用了怎么办？ |
| 1、20年 VS 100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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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和弟子在林荫道上散步。走到一颗树下，亚里士多德若有所思地发了一声感叹：“无书可读啊！”他的弟子们便问道：“难道图书馆里的书你都看完了。”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早在自己还没有开始收门徒之前，图书馆里的书就已经全部看完了，连可以搜集到的外国书籍也都已经倒背如流。在发了一通感叹之后，这个世界闻名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决定，一边做老师，一边动手写书。正因如此，后来的西方学者们才有幸读到了《物理学》、《诗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工具论》这些光辉的著作，从中得到教益。
同一时期的中国汉代儒生，也是如此。虽然经历过黄帝、炎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中国文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古籍也很多。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儒生们手头上却只有寥寥几种种树、占卜的书，以及有关秦人对秦王朝歌功颂德的碑文。于是，他们也只能自己写书，让后人来读。
直到500多年前，人类“无书可读”的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实践科学家、画家达?芬奇就抱怨无书可读。他重复着前人的老路，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写下了许多科学论著。
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量的知识突然决堤一般向人们袭来，成为工业时代之后最宏伟的人文景观。据美国权威部门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天发表的论文达1.5万篇，全球印刷信息的生产量每5年就可以翻一番。《纽约时报》一周刊登的信息量，相当于17世纪一个专业学者穷极一生所能接触到的信息量的总和。美国学者曾经计算过，当今全球学科总数至少有6000多门，能够在大学里开设的学科却不到一半。在教育相对滞后的中国，大学教育的一级学科和专业有88个，二级学科和专业654种，仅仅是全球学科总数的1/10。据英国学者詹姆斯?马丁统计，19世纪，人类知识的倍增周期为50年，20世纪前半叶，缩短为10年，1970年代，再次缩短为5年，80年代之后，几乎每3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就翻一番。最近2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总量，已经超过自人类产生以来100万年生产的信息总和。
几乎在一夜之间，人类面临的就不再是如何拥有更多知识的问题，而是如何消化和利用海量知识的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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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的脑袋能装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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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IT行业的CEO，自认非常聪明、知识非常渊博。在与别人高谈阔论时，他总是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有人怂恿他参加中央电视台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节目，他却认为，这种娱乐节目有什么难度，作为大公司的CEO去参加，反而不成体统。话虽如此，他仍然忍不住看了一期《开心辞典》节目。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澳大利亚海滩上的某种贝壳是什么颜色的？”不知道！“中国第一张电影海报宣传的是哪部电影？”不知道！“劳力士手表齿轮的齿数是单数还是双数？”不知道！“中国清朝皇帝头戴的皇冠有几颗东珠？”不知道！“人类穿的鞋什么时候开始分成左右脚？”不知道！王小丫在电视里提问的几十个稀奇古怪问题，他一个也答不出来，反而是他的12岁儿子答对了几个。这个自以为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的CEO突然发现，自己一个美国留学回国的大知识分子，在这个信息时代里竟然也是一个大大的无知者！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秘书身上。这个秘书非常聪明，知识丰富，在很多时候，老板都要把她当作数据库来使用。有一次，老板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能解决，急忙把秘书叫来询问。“这个产品的那个部件，到底是什么花纹？”“某某某专家家里电话是多少？”“从美国发货到达北京需要多久时间？”“告诉我准确的产品部件型号和规格。”秘书一时想不起，忙说：“不知道，等我查查。”老板一时心急，不禁大发雷霆：“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你的脑袋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一向自信满满的秘书顿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挫折感。
这些人真的是脑袋不够用了吗？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人类的脑容量究竟有多大？能够储存多少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一个人再聪明，他一生之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信息毕竟是很少很少的。尤其是对于目前人类生产的难以准确计算的信息总量来说，单个体人类的脑容量及其短暂的生命时间，根本来不及完全吸收理解，也根本不可能全部运用于实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分化，已经超过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海水不可斗量！
人的脑袋，似乎真的不够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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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钱钟书的“照相机”还管用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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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更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人类的脑袋能不能够完全储存人类生产的全部知识。最大的问题是——就算能够全部储存，又有这个必要吗？
著名学者钱钟书有着“照相机”式记忆力的赞誉。其实，何止于钱钟书先生，中国自古以来，就从不缺少以博雅为高的文人学者。远者，如韦编三绝的孔子，还有《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著名宰相王安石，大文人苏轼，等等。据说，王安石在一次与下属官员闲聊时听到其中一个官员话里的偏僻典故有些错误，于是脸色有点忿然，说：“尔辈坐不读书！”中国古代文化人对知识记忆的准确性，可以说苛求到了极至。近代以来，拥有“照相机”式记忆的大人物也不少，如林纾、梁启超、康有为等等，无不如此。但是，当“照相机”的记忆发展到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束缚创造力。
有一个与钱钟书同样著名的学者陈寅恪，也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在青年时代，陈寅恪就感叹中国“无书可读”。于是，陈氏负笈西渡，遍游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十几年后归国，又再一次感叹世界“无书可读”。在陈氏的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他引用了经、史、子、集以及散落于各处的野史传说书籍多种，又结合了政治史、经济史、世界史、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的论据，对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陈氏颇被学界非难，利用博古通今的学问考证唐代杨贵妃进宫之前是否处女的学术研究。其记忆力之惊人，恐怕也只有钱钟书可比。
在惊叹这些著名文人、学者难以企及的“照相机”记忆力之余，我们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尽管拥有着这样惊人的记忆力和这样渊博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却更多地产生于文学、史学、考据、经学、伦理学等领域，而不是在思想领域，更不用说自然科学领域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留在中世纪，而没有产生“文艺复兴”，没有催生出“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一直得不到飞速的发展，与这样一种读书方式和文化风气不能说是没有一点关联的。就像宋代文人，读书极多，文化极高，议论起来口沫横飞，排山倒海，但是到敌人兴兵进攻的时候，却拿不出一点办法来对付，最终不免亡于异族之手。我们承认，他们这些人在文学、史学、考据等方面，以及文化创建等等方面是一流的，不可取代的。但是，这种读书方式值得进入现代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第一任务的所有中国人学习吗？我们是应该反思一下了——“照相机”式的记忆力，真的那么管用，那么无往而不利吗？
据说，钱钟书先生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参观了美国的国家图书馆。他对记者说，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书不需要读。在钱老先生的话中，我们其实听到了对知识记忆的一种深刻反思。
中国秦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之所以得到保存，据说是因为一位名叫伏生的老人能够把那些书全部背下来。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信息社会，已经掌握了比印刷术更方便、更快捷、储存量更大的信息储存与传播的技术——电脑和网络，利用人脑储存知识的“伏生”们已经圆满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可以彻底地告别历史了。
历史不再需要“两脚书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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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假如爱因斯坦在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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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反对大量记忆知识的人，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不对无用知识进行记忆的理论观点。
据说，大发明家爱迪生想找一个助手，却总是找不着。爱因斯坦问他断定应征者合格或不合格的标准是什么？爱迪生把一张写满问题的纸条了过来。“从纽约到芝加哥有多少英里？”爱因斯坦读完一个问题，便说：“这需要查一下铁路指南。”“不锈钢是用什么做成的？”爱因斯坦依然自问自答，“这得翻一翻金属学手册。”然后，爱因斯坦幽默地对爱迪生说道：“看来，我也不能做你的助手。我落选了！”
爱因斯坦对于具体知识的不热衷，还有两个特别有名的轶事。有一次，爱因斯坦出外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不小心走迷了路。于是，他在公路旁用公用电话给向电话局打了一个电话：“喂，我是爱因斯坦。我迷了路，不知道怎么走回家，也不记得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您能告诉我吗？”另一次，朋友向爱因斯坦要他家的电话号码。爱因斯坦说了一声“可以”，便开始翻出电话黄页查找。朋友大吃一惊，说：“难道你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不记得？”爱因斯坦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费脑筋去记这么容易就可以在黄页上找到的东西呢？”
此外，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有一天，爱因斯坦在给学生们上课时突然忘记了一个数学公式。他非常自然地对同学们说：“等我到图书馆查到这个数学公式之后，我会在下一堂课告诉你们。”然后，爱因斯坦跳过这一段，继续讲课。
假如爱因斯坦在今天，他很有可能会奇怪地发问：人们为什么要面对海量知识长吁短叹，抱怨自己的脑袋不够用？那些无用的知识，人们为什么非得装在脑袋里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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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知识减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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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几百万年的发展史，绝大多时候食物都不够吃，所以人的基因里面就有了见东西就要吃的因子，就算吃不了也要分给给朋友，以便自己没有食物的时候可以从朋友那里也分到食物。直到近代社会，美国的50年代，对于中国可能是80年代，整个社会第一次有了吃不完的东西，所以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是没东西吃，而是解决食品过剩和不断想吃的基因的之间的矛盾。所以出现了减肥。知识也是一样，漫长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都是知识不够，长期以来。我们去图书馆、抄笔记、抄书，唯恐知识不够用。当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后，随这互联网的诞生，出现了永远消化不完的知识，读不完的信息，现在人们需要的是如何通过只记载最有用的知识来解放大脑。搜索引擎也顺之而生，它就是信息时代的减肥食品。
研究机构在对世界10家跨国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人们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的分析能力，大大妨碍了决策效率，甚至导致决策失误，或者难以作出最佳决策。有专家分析认为，目前美国公司在收集信息方面花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
在国际影星、武术大师李小龙身上，曾经发生过这一个故事。一个原本练习空手道和泰拳的学生问李小龙，为什么自己总是不能领悟到截拳道的武学真谛，练习的时候总感觉不对劲。李小龙拿出两个水杯，全部倒满了水，然后问这个学生：“你怎么样才能把左边杯子里的水，注入右边的杯子里。”学生想了半天，说：“这是不可能的。”李小龙微微一笑，把左边杯子里的水全部倒掉，然后再将右边杯子里的水注入左边杯子里，说：“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左边杯子里的水倒掉就可以了。你要学习、理解和运用一种新的武术，就必须把你脑子里的武学知识全部抛弃掉。”
各门学科知识的学习与运用，岂不也和学武一样？很显然，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知识不是不够用，而是太多了。臃肿的知识储存使我们的脑袋“内存”不能够灵活调用，致使人脑这台天生的“计算机”运行起来变得异常缓慢和迟钝。但是，只要我们暂时遗忘掉无用的知识，把它们抛到无意识的最深处，就可以接受新的有用的知识，扩充我们的能力。
“知识减肥”概念，还涉及到一个知识运用的效率问题。
禅宗有个著名公案。有一个学禅的人，向宋朝大禅师和尚宗杲请教“禅”的真义。宗杲答了一句：“弄一车兵器，不是杀人手段。我有寸铁，便可杀人。”这句名言说得很漂亮，甚至连当时的理学大师朱熹也非常欣赏。在后世人编的《朱子语类》里，就曾记载朱熹引用这句名言，并对之加以发挥，以教导学生抛弃无用的知识，直达有用知识的彼岸，掌握最有效的学识能力，成就真正的武功学问。
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即使我们不主动对知识进行弃旧迎新，迅速发展更新的知识也会很快将我们遗弃。据统计，一个人所掌握知识的半衰期，18世纪为80—90年，19世纪为30年，1960年代之前为15年，1980年代以后缩短为5年。照此速度发展下去，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也许不到1、2年就全部被更新淘汰。这就意味着，“知识减肥”已经不仅是一种时代的风尚，抑或是一种人们寻找、容纳和抵达有用知识的有效手段，更演变成了时代发展对人类能力的强烈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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